《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》——中产阶层和知识分子-全世界中产阶级有多少人_常见问题

前言

本期文章是《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》读后感系列的第四篇，介绍中国当代中产阶层和知识分子。感兴趣的朋友还可以回顾一下上期文章：

梁晓声著《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》读后感（三）——“买办”阶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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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原文中，“中产阶层”和“知识分子”其实是分开成两章写的，但考虑到当下这两个群体的高度重合性，我决定将这两章合在一起写。

正文

作者有一年去日本做访问时，曾遇到过一位为日方代表团担任翻译的女同胞，她和丈夫在八十年代初来到日本并定居，丈夫在某大学担任教授。作者问她，还需要多少年才能跻身日本中产阶层，不料她回答道：“我们已经是了啊！”

其实在日本，鲜有年轻人能够以自己的经济实力买下房产，一栋普通的商品住宅，其价格大致相当于一位教授十几年的收入。所以，并非任何一个日本人在五十岁以后都能轻易地买下一栋小房子，拥有私车，成为中产者。只有在没有贷款的前提下拥有了自己的房、车，一个人才会觉得自己有点像一位中产者了，伴随着这种自慰的感觉，他们的人生也就步入了晚景。

日本的房地产商还曾推出过“买房子送佳丽”的措施吸引男士买房，真是奇葩。

不止是日本，全世界的寻常人，尤其是男人，大抵都是为了获得那样一种感觉而在“加倍努力地工作”。

按照作者的分类，中国当代中产者阶层，按收入高低可分为以下几类：(1)二三流影视明星、电视剧编剧(2)歌星，(3)名气半大不小的画家、书法家，(4)个体独资公司的法人代表。

在九十年代，电视剧的热度远高于电影，其行业甚至呈现出“大跃进”式的发展。这种发展不但受到经济利益的驱动，还受到某些人想完成政绩或业绩的动力的驱动。经济利益的驱动自不必说，当时北京一集电视剧的编剧收入少则一万多元，多则两三万元。此外，某些人为了拍出让领导喜欢的主旋律的剧，也是肯下血本的。作者就曾收到过为这种剧写剧本的邀请。对此，作者的看法是：“两只大手推动也好，比只有一只经济大手推动有后劲儿”。

当时的歌星们流行“走穴”，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到某个地方演出，快速圈钱走人。出场费由最初的几千元升至数万元、十几万元。当时有不少中国老百姓没见过这阵仗，想尝尝鲜，于是就忍痛花上几十至一二百元买一张票，体验体验现场的氛围，要知道，这可是他们半个月至一个月的工资呀！但是这种招数在一个地方只能用一次，因为观众们不会“上当”两次。后来，一个歌手想“成功”的难度越来越大，世人对他们的成名也不太关心了，追星的人也变少了。二十多年过去，移动互联网时代，追星的群体反而不断膨胀。

在作者眼里，影视明星、编剧和歌星属于容易“待业”的职业，有活儿干就有收入，否则就零收入。所以他们不属于资产阶级，而是中产阶级。对此，我是不以为然的。可能时代不同了，至少在今天，哪怕是二三线明星、编剧们，哪个资产不在几千万上亿？一线的流量明星们每年光片酬就有上亿，更别说某些明星还同时是某家娱乐公司的董事、老板，这是标准的资产阶级。

书画家们的作品价格与自己的名气深度挂钩，而不是作品本身的价值。所以，在这个行业，从业者们的收入也是冰火两重天，但整体上都过着衣食无忧的日子。

最后一类人，小企业主，我愿称他们为小资产阶级。这类人往往官员们过从甚密，尤其在市场经济野蛮生长的年代。当然了，也不是每个商人都是真心实意地巴结官员，有些人在客气地送走领导后，转头就破口大骂……

在西方，资产阶级往往是喜欢冒险的，而中产阶级通常较为保守，他们在维持自身现状的基础上，在各方面都模仿前者，并且尽量地“向上爬”，想成为自己梦寐以求的资产阶级、上流社会人物，可以说是“小资味儿”非常浓厚的一个群体；底层社会则充斥着“愤怒的无产阶级”。而中国中产阶级尚未形成像模像样的阶级意识，这大概率是因为这一阶级的诞生时间太短了。

作者在书中还介绍了自己从八十年代起，成为作家后的生活。起初，全家人的日子是非常拮据的，他一个人每月的收入不过几十元，后来赶上时代的浪潮，给几部剧写剧本，收入明显高了不少，但与同行相比，他算是要价非常低的了。

与影视明星、歌星们相比，中国作家有两大毛病：（1）山头对峙、党同伐异；（2）向往成为官员。这可能是很多行业都存在的问题，不得不说是一种全社会的悲哀。

中国中产阶级存在的问题也是明显的：在总体人口中占比太低、缺乏普适的阶级价值观、很难为底层代言。其实中产阶级以前大多数都是底层人民，然后他们中的大多数在“富起来”之后却鲜有为底层人说话、替底层人着想的，这使得本就不够强大的中产阶级身上的光芒显得愈加黯淡了。如果这个阶级能普遍地意识到：为唇齿相依的底层人民代言是本阶级最为光荣和值得欣慰的事，那么他们将会逐渐醒悟，在社会中的力量也会逐渐壮大。

说完了中产阶级，接下来说说知识分子。

当下，大多数知识分子属于中产阶级。在鸦片战争以前，中国的文人阶层颇为庞大。近现代以来，由于西方科技知识的传播，以理工科知识为背景的知识分子群体逐渐壮大。然而，我们社会的知识分子群体的发展终归是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的。

一步落后，步步落后

科举制度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通往仕途的桥梁，但最终被扭曲成禁锢人们思想的牢笼。由于官本位意识的流毒，当代知识分子群体不得不依附官员、依附权力，以至于无法真正形成自己的社会力量，无法掌握与自己的地位相匹配的话语权。

在中国，如果某个知识分子当了官，那么他的名片上，最上面的头衔大概率是自己的领导职位，因为他们最看重自己的“官帽子”，这也是他们自己觉得最值得骄傲的部分。这是典型的文人舞文求官、弄墨沽职的结果。即便当不了官，他们也往往渴望得到官员的认可。而在西方，一个知识分子往往更喜欢被别人称为“某教授”，如果别人叫自己“某市长”、“某议员”，他们是会不高兴或者想极力澄清的，即便自己真的是市长、议员。

“对于知识分子，如果不以攀权做官为一生最高选择，那么这说明知识分子的确开始凭借知识实力而自信、自立了。”

有趣的是，在作者那个年代，文人型的知识分子收入貌似要比科研型知识分子高一些，在今天，则刚好颠倒。

文末，作者还提到了许多为国家科学事业

作

出贡献、在行业内甘坐冷板凳、令人钦佩的知识分子们：